民国品牌榜——中国实业银行

中国实业银行大楼

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中,身为中国实业银行主要创办者的周学熙,也是实业救国的身体力行者。他在天津创办有多家企业,如1906年创设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创办的开滦矿务局、1915年创办的华新纺织厂。这些区企业的总部大都设在天津。要维持其正常运转,並不断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保障。这就促使周学熙热衷于创办中国实业银行。

1915年,时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与当时在政治实业界知名之士如熊希龄、言敦源、龚心湛、李士伟诸氏,以为救中国须从振兴实业着手,所以为使命的唯一银行即中国实业银行,资本总额为1000万元。

1915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财政部为辅助实业发达起见,在北京设立民国实业银行筹备处,发起人为熊希龄(曾任国务总理)、钱能训、周学熙(曾任财政总长)、李士伟(曾任中国银行总裁),筹备处主任李士伟,副主任巢风岗。是年12月25日改称中国实业银行筹备处。嗣后,因袁世凯称帝发生政变,筹备工作停顿。直到1919年3月又经原发起人重议进行,筹备处亦由北京迁至天津。同年4月26日中国实业银行才正式开业,总行行址设在天津法租界12号路(今解放北路)。总董熊希龄,协董钱能训,周学熙任总理,李士伟任协理。开业时资本实收额约为358元。另设天津分行,后迁英租界领事道(现大同道21号)。经理巢凤岗,副经理朱寿颐。

由于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享有钞票发行权,在酝酿钞票所采用的图案时,自然想到了《耕织图》,《耕织图》是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俦所作,作品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男耕女织,这是中国古代很美丽的小农经济图景。由于《耕织图》反映了农耕时代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耕与织的生产环节,因此一问世便受到广泛关注。南宋时的楼俦在任于潜令时,绘制《耕织图诗》45幅,包括耕图21幅、织图24幅。清朝康熙南巡,见到《耕织图诗》后,感慨于织女之寒、农夫之苦,传命内廷供奉焦秉贞在楼绘基础上,重新绘制,计有耕图和织图各23幅,并每幅制诗一章。中国实业银行之所以选择《耕织图》,作为该行发行钞票的唯一图案,也是出于要改变当时积弱中国之现状,必先振兴实业的宗旨。男耕女织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事关国计民生,这与该行振兴实业的宗旨契合。钞票发行后便立即在开滦和启新矿场上使用。

及至1924年,发行新钞时又改用《河马负图》图案。相传在伏羲氏时,伏羲氏教民“结绳为网以渔”,养蓄家畜,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生活条件。因此,祥瑞迭兴,天授神物。有一种龙背马身的神兽,生有双翼,高八尺五寸,身批龙鳞,凌波踏水,如履平地,背负图点,由黄河进入图河(今洛阳市孟津县,白鹤、送庄乡境内),游弋于图河之中。人们称之为龙马。这就是后人常说的,《龙马负图》。伏羲氏见后,依照龙马背上的图点,画出了图样。接着,又有神龟负书从洛水出现。伏羲氏得到这种天赐的用符号表示的图书,遂据以画成了八卦。这就是《易·系辞上篇》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伏羲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后人在伏羲氏龙马负图处修建了负图寺。以纪念伏羲氏开拓文明的功绩。而要振兴实业,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周学熙、熊希龄、龚心湛等发起人认为中国实业银行正是肩负起这一使命的银行。与此同时,该图案也使人们联想到当时启新洋灰公司所使用的“飞马牌”洋灰,说明它们属于同一系统。钞票背面则采用《万里长城》的图案,大概含有众志成城,振兴实业的寓意吧。

同年6月,设永宁保险公司及河东、梨栈两办事处。並设立分行于沪、汉(口)、青(岛)、济(南)等处。1923年10月24日,天津分行北马路办事处开业。1925年5月27日,北马路办事处因业务清淡暂行撤销。同年,朱寿颐接任津行经理。1927年后,政治中心南移,遂于上海北京路博物院路(现称北京东路虎丘路)口自建大厦。 “1932年4月因华北局势不稳将总行迁移上海。同时改组为总管理处,盘根错节,此伟大事业遂以奠基”。

1920年至1931年,总董为言敦源。嗣由熊希龄、龚心湛及钱能训、杨味云诸氏继任总董、协理、董事名义主持行务。所以从成立以来,未出数年,在国内已颇著声誉。

中国实业银行虽名为“实业”银行,但仍从事一般商业银行及储蓄、信托、仓库等业务。因为赋有扶助工商、发展实业的目的,所以在创立时期,首先办理保险仓库业务。其后,各银行附设保险仓库的很多,但在中国创始的,实以中国实业银行为嚆矢。此外,还投资工矿企业,涉及煤矿、水泥、火柴、纺织、卷烟等行业。因此对于华北、华中的纺织工业也尽其扶掖之力。业务较为发达。

1920年特准发行钞票,头一年仅发行4万余元,后来逐年增加,至民国1927年已达756万元。20世纪30年代初期,该行存款已超过4000万元,在全国重要商业银行中列第八位。

1931年,董事长兼总经理为龚心湛。1932年刘晦之任总经理。1935年以后,因国内工商业凋敝,其以扶植工商事业者转因工商业之不景气而蒙受影响。该行所发钞票,在市面流通颇广,到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以前,发行额竟达4400余万元,嗣因当时主持人经营失宜,发行过滥,准备空虚,所以发生挤兑。国民政府财政部乘机对其进行改组,迫令原总经理辞职,另派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胡祖同任该行总经理。

不久,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取消了该行的钞票发行权。至此中国实业银行历年所发行的钞票总共有1922年、1924年和1931年和1935年四个版本,其中1935年版,因币制改革而未予流通。此外,在正式发钞之前,还曾于1920年,发行过实业流通债券。除了早期所发行的实业流通债券外,1922年发行了由财政部印刷局印制的图案为男耕女织的钞票,钞票票面分别为1元(灰色)、5元(黄色)、10元(紫色)、50元(黄色)、100元(蓝色)共五种;1924年又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正面图案为河马负书,背面为万里长城的钞票,其票面分别为1元(紫色)、5元(红色)、10元(绿色)、50元(黄色)、100元(蓝色),共五种;1931年也是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票面图案与1924年版相同,背面为行屋(中国实业银行总管理处所在地上海博物院路3号)的钞票,币值分别为1元(紫色)、5元(红色)和10元(绿色)三种。上述钞票主要流通地区为天津、北京、山东和汉口等地。而1935年仅由英国华路德公司印制了一种1元(红色)钞票。

据该行记述:“本行在战前总、分、支、处,共计二十四处。分设地点多在京(南京)、沪、平(北平、浦(浦口)路线及沿江沿海等是市区。”其实该行实际所设分、支、处总数要多于上述统计。

1937年3月国民政府进一步饬令该行改组,改为官商合办银行。将原有商股资本经官方折减为一五折,计526110元,另由国民政府以复兴公债抵充,加入官股3473890元,合成资本总额400万元。国民政府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傅汝霖氏出任董事长,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胡祖同兼任总经理。改组后,与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合称“小四行”。当时行中正直风雨飘摇之际,傅氏之锐意经营,加强人事管理,积极振刷业务,一切渐趋稳定。孰料抗战突临,原定步骤无法实施,且随时势之推移,不能不急作应变之处理。于是一面撤退沦陷区各行处分别裁并;一面总行西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总行随政府迁至汉口,再转香港。同时在重庆设立分行及办事处。“以作整个组织之联系。”

1940年间,侨商拟向国内投资,请将官股转让侨商承受。奉令准侨商股本加入,遂将资本总额增加为800万元。内商股450万元,官股350万元。全行职员共600余人。

自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实业银行加强了生产投资。遵照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银行“对后方生产生产建设事业凡有关国计民生著有成绩之公司、厂号,曾量力参加投资,从事辅助。

旧股东对1937年被迫折减股额及1940年加入侨商股本,表示不满,一再争执,最后于1945年间商得折中办法:将资本额增为1200 万元,内商股应增之部分尽量由旧商股股东分得之,俾得将前被折减之股额恢复原额。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总行又迁至重庆。为了便于统筹协调,遂将重庆分行与总行合并,奚伦任总经理。

1943年3月,该行因交通不便,调度困难;为便于业务处理,于沪、津、港三地设立总行办事处。抗日战争期间,该行划分为华北三行(京津青),沪宁两行和在渝总行各自独立成鼎足之势。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总行迁回上海并接收沦陷区各分支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仍由傅汝霖任董事长,奚伦任总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总行随即迁沪。次年,股东会决议增资为1200万元。内商股资本约为700万元,官股资本约为500万元。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复经调整资本为金圆2400万元,内商股资本为137.7万元,官股资本为102.7万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派特派员到行监管行审查该行官股,连同查明之官僚资本部分共作资本总额49%以上,其余部分为商股。随后,原代表国民政府之官股董监事均被解除职务,改为公私合营银行。

1950年改选董监(事),並派叶早灏、陈先、经心波等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官股,与担任该行董事与留解放区商股董事许敬甫、杨通宜、李圻藩组织临时董事会,新董事会成立后,推董事叶早灏为临时董事会主席。再由临时董事会聘奚伦为总经理,聘张讵元为协理。重行调整资本为人民币36亿元,实收资本12.56亿元。

1951年5月27日;该行与新华、四明、中国通商、建业五家银行组成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于1952年12月并入在北京成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另外,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该行成为在人民银行领导下的监理行,营运资金为旧人民币2400万元,但业务无甚开展。4月,天津分行奉准办理区外汇兑,吸收存款,酌做放款,业务逐渐好转,并复经核准为外汇指定银行,开始办理外汇业务。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又奉准为法人经纪人,恢复原有代客买卖证券业务。1951年奉令撤销监理。同年12月成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天津办理处,至1952年12月15日与天津其他银行一起并入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

(杨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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