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界翘楚钱永铭

在交通银行的发展史上,钱永铭堪称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由于他在经营中善于吸取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的长处,使银行的业务有了较大的发展,并被任命为交通银行董事。在旧中国金融界,钱新之与陈光甫、张嘉、李铭并称为国内银钱业四大名旦,堪称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钱永铭,字新之,晚号北监老人,浙江吴兴人。早年曾留学法国,在清末状元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理时,他就担任了交通银行的协理,后被任命为交通银行董事。

在北洋政府期间,交行曾发生过一次停兑风潮,使得交行名声一落千丈,陷入困境。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内阁中即有人提议中国银行来吞并交通银行,然而当时的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权势很大,他坚决反对中行吞并交行,因此始终未被中行吞并。

1921年第二次停兑风潮后,交行实力、地位更加削弱。中国银行的当权者策动部分交行股东,议召开股东会议,讨论中、交行合并问题。时任交行协理的陈福颐电邀交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永铭北上洽商。

钱永铭与交行在江浙的股东均反对合并,经过共同协商,决定在沪成立交行股东联合会,推举大实业家张謇为会长。张謇任会长后,即致电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反对中、交行合并。

不久,交行在北京召开股东总会,选出第三届董事会,股东总会并选张謇为总理,钱永铭为协理。南方股东的势力开始进入交行领导层。张謇虽为总理,然因事无法分身,事先商定总理可不必亲赴北京,一切日常行务由协理掌管,遇重要事件时请求总理主持。因此,交行大权实际上是由钱永铭掌管的。

钱永铭主持交行之后,为挽救危局,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于1922年11月至1924年2月两年期间,先后召开行务会议三次,由各分行参加,共同商讨行务,使得交行逐渐恢复元气,业务也大有起色。

1925年北洋条约段祺瑞被推举为临时执政:任命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5月,交行召开第十四届股东总会,提前改选总协理和部分董监事,任期尚未届满的张謇、钱永铭被迫辞职。

后转战政界,1927年春,在上海成立了“商业联合会”,钱永铭担任了这个联合会的常务委员。同年他又担任了蒋介石与虞洽卿等人策划成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这两个机构一经成立,就立即从上海银钱两业中为蒋介石借垫了300万元经费。“四·一二”后,又继续为蒋介石筹款。因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即任命钱永铭为财政部次长。1928年他出任浙江省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时年秋,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成立,钱被任命为理事。

钱永铭为了实现他在金融界发展的愿望,于1929年辞掉政界职务,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出任中兴煤矿总经理。他还利用该矿原有的运煤轮船,建立了中兴轮船公司,并出任董事长。

1928年交通银行董事会议选票

推选钱新之为交通银行董事

1938年8月,因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遭日机袭击坠机身亡,钱永铭接任交行董事长之职。抗战胜利后,交通银行总行从重庆迁回上海,钱永铭仍任董事长。回沪后,钱永铭一方面着力恢复交行的分支机构,同时又先后担任了闸北水电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上海《新闻报》等企事业单位的董事长。

钱永铭在主政交行期间,致力于开拓银行业务,在西南、西北填设了大量交行的分支机构。他还要求交行职员为发展后方工业出力,在他的主持下,交行资助了昆明裕滇纱厂、长江裕新纺织公司、贵州实业公司等大后方重要企业,为推动西部工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他的一些举措,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如利用社会资金以充裕资金来源,吸收工商企业存款,推广储蓄;发展信托事业,对贷款对象作详细调查,对借款人的清偿能力要有明白确切的估计;对每一笔贷款跟踪,保证如期收回,保证银行利益和款项安全;对于银行办事人员的服务敬业精神十分看重。

钱永铭与杜月笙之间也颇有渊源。钱永铭初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毫无办法。通过朋友引荐,最后找到杜月笙帮忙,杜月笙满口答应,第二天便设法帮其找回。

钱永铭不胜感激,为表达谢意,遂将杜月笙介绍进入交行任董事。之后他还协助杜月笙成立了中汇银行,杜月笙在金融方面活动,大多由钱永铭帮忙谋划,钱永铭也以杜月笙为靠山。1942年3月,钱永铭与杜月笙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任常务董事。1943年7月出任杜月笙筹设的“通济公司”常务董事。

1950年3月,应蒋介石的要求,钱永铭将复兴航业公司由香港迁往台湾,并改为官营。后来钱因病退休,迁往台湾定居。1958年6月19日钱永铭在台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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