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平四大名校:历史回眸中国名牌大学

文:刘超

民国时代,北平的四大名校

在民国教育中,教会的分量举足轻重,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等,加上全国各地一批教会创办的中学和专科学校,促成了民国教育与国际迅速接轨。民国时代,北平的四大名校——清华、北大、燕京、辅仁中,外国人支持的占了3个,教会支持的占了两个,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其实也是由教会创办的。这些教会学校有的早在清末就已成立,不过,在民国时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有的教会学校虽由外国人主持,但也有的就是由中国人管理或者归属权逐渐改为中国,而且后来都改叫私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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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创办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震。

虽然是一所教会大学,但燕京大学的气氛十分自由。司徒雷登自筹经费,聘请了诸多知名学者来任教,如留洋归来的胡适、闻一多、吴宓、冰心、冯友兰等,还有国内久负盛名的周作人、郑振铎、钱穆、钱玄同、朱自清等。燕大成为当时大师云集的人才重地。

在中国高等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中国大陆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后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科、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已更名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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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以“大学”身份和名称建立的学校,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北大是中国近代唯一以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学校,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开创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农科、医科等学科的大学教育,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改为北京大学。1916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推行改革,把北大办成全国的学术和思想中心,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与清华、南开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北大迁回北平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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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

民国北京(北平)时期的“四大名校”之一的辅仁大学前身是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1913年由天主教名人英敛之先生创办,最初的地址在香山静宜园,收有学员20余人,课程主要是学习国学。很多人认为“辅仁”一词含义与教会有关,其实不然,辅仁取自《论语•颜渊》篇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1917年冬天,辅仁社停办。

1925年,在罗马教廷与美国公教本笃会的共同支持下,在北京设立公教大学正式提上日程并着手实施,取名为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聘请英敛之为社长,并邀请前教育部次长陈垣,地理学家张蔚西,前清进士、诗人郭琴石,史学家、北师大教授李泰芬、应千里等文化名人来社任教,同年首次招生23人。学校于1927年更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1931年在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1950年10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院系调整时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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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诞生于1911年,因北京西北郊清华园得名,依托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初称清华学堂,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翌年更名为清华学校;为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

清华大学是中国乃至亚洲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大批学术巨匠曾在此执教,在长达百年的办学历史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深切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为社会繁荣、国家富强作出了广阔辽远、历久弥新的重要贡献。

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

世界历史表明,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大学的成长息息相关,大学是国家实现现代化最有效的动力之一。国家之崛起、民族之复兴,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才,而人才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的依托就是大学。相比欧美等地来说,我国大学起步甚晚,但相对并不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其历程却并不算短,迄今为止,校史超过100年的大学为数不少。近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尤其突出地体现为基本改变了专科院校一统天下、综合性大学比例过低的局面;另一方面,办学规模有了明显增长,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变成了大众型,高校为更多人提供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办学历史与办学规模的极大发展,却并未给近代以来的国际知识界贡献太多重量级的学术成果与文化巨子。我国大学界的现状和大国崛起所必需的学术文化实力之间仍存在相当差距。这一点,迄今仍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得以提升的重要障碍。

鉴往知来,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中国大学现状及其趋势的理解,需以历史为参照。所谓比较,主要有二,一为横向,一为纵向;二者交融,进行纵横交错的比照考察有其必要。中国大学的改革,自然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但最直接且最有效的资源很可能还是民国大学。基于对民国大学多层面发展特点的观察,笔者将通过对比民国大学与现今中国大学在办学规模、办学方式、国际影响力等多层面的发展特点,为目前中国大学的发展现状做出必要的评价,同时为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思考。

历史回眸中的比较中国大学

中国大学出现于十九世纪末,但最初乏善可陈。至1915年,有人问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无言以对。1921年,北大校长、原教育总长蔡元培在纵论中国大学时说:北洋、山西、东南等3所国立大学“幼稚程度可以想见……力量较大者,唯一北京大学……独立承担全国教育”。可仅仅四五年后,蔡氏却说:东南、武昌、清华、广州诸大学,“都有了很好的开端。”至1929年,蔡元培看到中央大学的崛起,乃告诫北大说:“北大不过众多大学中的一校,绝不宜……妄自尊大”。前此一年,胡适则在中央大学说:“北大久不为北大”,而中大“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同人,担任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中心。”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各界都认为中国大学中除北大、交大等之外,其他像样的大学均属教会;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局面迅速扭转,教会大学相形失色。这表明,在此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大学格局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覆盖南北的大学群和知识共同体。在老牌的北大之外,还形成了一系列名校:中大、清华、协和、武大、浙大、中山、交大、唐山交大、燕京、金陵、圣约翰、厦大、南开、北洋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南北统一,各方建设猛进”,政府倾力发展文教,知识界亦迅速发展,史称“黄金十年”。抗战前夕,中国高校达到巅峰水平,出现若干所国际高水平大学。到1937年,北大清华两校教员虽都只有200名左右,但学校的国际排名均已在世界前100名之内,无疑当在规模最小的世界名校之列。如果说五四时期乃是北大“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已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关方面在筹办南洋大学时还以西南联大为楷模,并以梅贻琦为校长的首选。

然而,横向来看,民国大学仍有其局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仅当局说知识界“教授虽多,真正可称为教授的却不多”,知识界对当局和大学也都不无意见(如重实轻文、水平有限、偏于西化)。1932年,傅斯年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海归派”热做了专门评论,引起诸多争议。傅称:我曾问过胡适之先生:“何以这些人这样不见得不低能?”胡的回答是:“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个小学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的私意,便可去之,学绩既非所论,大学中焉有力学之风气。”

此前,南方学人则抱怨道:“中国的教员只是把学校所得的知识轮回传递……现在的教育不是轮回教育吗?……我国教授之资格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即使天资聪明者,而其程度亦不过等于外国一个助教。”有意思的是,同属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蒋廷黼也称:“中国近五十年来进步之慢与日本近五十年来进步之快,一部分就是由于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多年来的留学政策旨在培养全面的人才,而中国则只求实用,意在学习造船造炮等实用技术。他认为:“无论教育政策是怎样的,三五个完备的大学是全国所必须努力建设的。”值得注意的是,蒋晚年却说:“没有问题的在那六年中,清华有了长足的进步。到了抗战军兴之际,清华大学,在梅校长的领导之下,毫无疑问的,足够大学界的国际水准。”

姚薇元也认为:“我们中国兴办教育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较之日本的教育维新,相距并不很远;但我们试看日本的学术方面在国际上已达到平等的地位,医学农学方面,日本尤其有很大的贡献。而我们的学术界和日本相比便不免相形见绌了,在国际上,更无地位可言。”“日本的高等教育,起始便谋本国学术独立为目的。”昭和十年(1935年),东京大学学生“总共八千三百零四名”;同期,哈佛大学在校生略多于一万名;北平高校在校生不过五千余名。因此,尽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和邻邦相比还有相当差距。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从创办东京大学(1877年)开始,日本认真办大学已近60年;而中国正式经营大学当始于南京政府时期,即便勉强上溯,也不会早于蔡元培长北大之始(1917年)。

而今,新中国建立已近60年,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大学发展实已取得巨大成就,其显著的表征之一,就是大学在国家文化创新的过程中作用明显增强,其学术水平明显超过了(社会)科学院系统而复得核心地位;再者是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此前30年远远不能比肩的。(16)这些成就,举其要者,主要体现为: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规模的增长、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备、学科布局的成型、大学区域布局的合理化等多方面。然而,办学规模的增大与义务教育受众层面的扩展,是否也相应带来了办学质量与学术水平的提升呢?

通过对比民国时期与现今中国大学的办学数量(规模)与质量,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如表1所示,1934年,北京大学只有教授56人,清华大学只有教授87人,便是规模最大的中央大学也只有教授197人,而国际驰名的协和医学院则只有十余名教授。相对于哈佛、哥大、牛津、剑桥等来说,这都是典型的“小而精”的名校。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学生41768。其教师的总体数量相当于现今国内三所一流大学之和;学生总体数量则略少于现今我国最好的两所大学之和。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数量直至抗战前夕的黄金时期,也只有110所左右。1936年学校有108个、在校生41922人、教员7000余人。而现今(2007年)我国已有2371所高校、专任教师116.83万、在校生2700万,办学规模呈几何级增长。就此而言,中国大学现今的办学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抗战前之“黄金时代”的水平。再以义务教育的受众层面来观察,早在1923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

照此推算,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直迄抗战前夕,情况依旧。1932年,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圆(1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1936年,竺可桢长浙大后开始设置占录取总数5%的公费生,每年的补助也恰为250元。有报纸称:“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可应付。”而当时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约为每人每年30圆。不难见出,在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绝缘的;占全国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更是如此。建国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教育逐步真正走向了大众。这也意味着,对一个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来说,教育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渠道,已经赋予绝大多数家庭以实质性的意义。

再来看看民国时期与现今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准。国民政府迁都之后,清华、北大等校在远离首都、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继续维持了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并建成了世界名校群。如表1所示,在抗战以前,中国名校甚多,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差不多都已跻身世界前100名。其中,清华与北大都只有约100名教授,此后的西南联大排名更有所提前,其他如浙大、燕京、北洋等亦国际驰名;而现今我国最顶尖的两所学校,其学术水准在国际排名亦不过在200~300名之间;当年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其国际排名则在300~500名之间。现今的北大、清华等校规模已扩大约20倍,国际排名却大幅回落。这一数据表明:现今中国大学(此处泛指整个高校体系,下同)较之抗战前夕的中国高校来说,在规模上有明显进步,而学术水平却明显回落。另以学科水准与学人队伍为例,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不少,如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以及中央研究院涵盖的部分领域)都蜚声国际,此外,交大和北洋的工学、金陵的农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等,都初具国际知名度。与此相伴的还有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以清华为例,中国学方面的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刘文典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前沿学者;数学方面的孙光远、华罗庚、陈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等;化学方面的高崇熙、萨本铁;生物学农学方面的戴芳澜等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一线学人。而比照现今中国(包括台港地区)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学人队伍,就总体而言,我们还缺乏能够获得国际高度认可的学术成果,连一直是我国学术强项的中国学研究也已无明显的优势,同时亦缺乏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一线学人。

显然,这一切都和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之间还有相当距离。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按一般通行标准大致应是:“如果一所学校能够有5个左右的系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即前20名——引者注),我看就可以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以此来考察中国大学的现状,目前中国大学只有若干所大学的中国文、史两系可以达到此水平,其他系科还有相当距离;就学者言,一所大学至少必须有三五十位教授跻身世界一线,方称其为世界一流(哈佛大学所有正教授的标准是全球前三名)。而这两点,都是现今我国大陆所有大学未能企及的。就此而言,现今中国大学在办学规模与办学质量上存在极大的不平衡,中国大学目前的办学质量很难说较当年有所提高(至少是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中国大学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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