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权倾朝野的最强势机构,从南昌起步,非嫡系亲信不能加入

在中华民国蒋介石执政时期,要说哪个部门最不好惹,许多人必定要说是“特工王”戴笠一手创建的军统这些特务机构,实际上,这都是现代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的误导。军统特务们的确凶神恶煞、杀人如麻,但那也仅仅是对于普通群众和基层的军政官员而言,实际上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来说,军统不过就是令人厌恶的一群癞皮狗而已。

军统在军政大员们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陪都重庆跟踪周恩来,竟然一直追踪到了桂系二号人物、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公馆门口,结果白崇禧把带队的特务处长叫到跟前,命人当众抽了他十几个嘴巴。

抗战胜利后,何应钦、陈诚、张群、熊式辉等军政界要员公开要求裁撤军统,当时戴笠还在世,还是其权势最为显赫的时候,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军统被改组,连一点儿脾气都不敢有。后来,戴笠飞机失事被摔死,军统也从军事委员会下属独立部门沦落为国防部下属的局级单位,更是没有太大权势可言了。

侍从室最初仅是南昌行营下属的小部门

实际上,在当时最为权倾朝野的部门应该首推蒋介石的侍从室莫属。侍从室最初建立时,并不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而是设在了江西省会南昌。当时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集中精力对红军展开围剿,在武汉、南昌分别成立了鄂、豫、皖三省 “剿共”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以便时常亲临湖北、江西,指挥“围剿”红军的作战。由于每次到各地指挥作战,都要有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副官和临时抽调的参谋人员随行,因此蒋介石根据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建议,将这些经常随其出行的人员组成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这也是蒋介石侍从室的最初阶段。

抗战期间不断发展壮大

到了1936年1月,蒋介石已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同时担任中国国民党总裁、 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个重要职务,权力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恰好,此时红军主力已经长征离开江西,南昌行营被撤销,侍从室归属军事委员会,并改组成立了侍一处和侍二处两大处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侍从室再次改组,被确定为蒋介石直辖的一个单位,又增加了侍三处。

侍从室第一处

侍一处下辖3个组。第1组主管总务,虽属侍一处的建制,却担负着侍一、侍二两处全部机关事务管理的责任,同时还要兼顾蒋介石在驻留和外出活动的一切生活上的供应 和安排,对蒋直接负责。第2组主管军事参谋,几乎囊括了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重要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涉及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管理等方方面面。同时,该组和侍二处的第4组一起,秉承蒋的旨意综管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第3组主要负责保卫蒋的安全,包括计划、指挥和具体行动布置等业务。它在编制上虽属侍一处建制,却受侍卫长直接领导和指挥。

侍从室第二处

侍二处下辖第4、5、6组。第4组主管政治、经 济和党务,也包括蒋介石交办的其他机密事项。第5组原来是蒋介石专为储备一批行政人员而设,因此人员无定额,一律享受上校军衔待遇,每月领工资,却没有固定的工作。第6组主管情报业务,其在建制上虽属侍二处,但同时也受侍一处主任的双重领导,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因此除了侍一、侍二处主任可能掌握部分情况外,其业务对侍从室内部也严密封锁。

侍从室第三处

侍三处下辖第7、8、9组。主要业务是整理人事资料;通过中央训练团等组织联络、吸收和甄选各方面为国民政府服务的人才;建立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加强人事管理等。

蒋介石对侍从室彻底放权

侍从室各处主任彼此互不统属,直接对蒋负责。蒋介石常以“甚忙,不愿多批公事”为由,将大量军政事务让予侍从室处理。1939年1月14日,蒋介石下达手令,要求每天呈送的军事、政治公文,各限10件呈阅,普通公文由侍从室主任自行处理。5月18日蒋又向侍从室发布手令,自次日起,所有公事暂由一、二两处主任决定,除非特别重要不能决定者,方可呈阅至蒋。

侍从室主任权力之大,用“权倾朝野”一词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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